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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會師的觀后感

  導語:《大會師》通過電影這一大眾文化的藝術載體,必將使全國觀眾對長征有一個更加全面、完整的認識,借鑒歷史,撫今追昔,緬懷先烈,不忘初心。下面是大會師電影觀后感,快來圍觀吧。

  新中國的誕生是中國共產黨人順應了歷史潮流,把握了歷史機遇的結果。也是全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但是我感覺這個電視劇并非大作,無論是尊重歷史還是藝術創造上都有很多不可原諒的瑕疵。

  “包座”和“臘子口”兩個重要戰役有失藝術亮點,打包座是場硬仗,最后殲敵4000,俘虜800。可我們看到的就像一個連在打一個,幾十個人機關槍和手榴彈一頓亂扔就結束了。沒這么省錢的。再說這場戰斗是紅軍一個軍對國民dang一個精銳旅,想當一個師級編制,張國燾一看這仗打的這么痛快、順利,頭腦發脹了,開始想挾持中央搞山頭了。這是張國燾當時具有軍事優勢,的一個重要揭示點。劇中竟然沒有表現。打臘子口,后來聶榮臻講要是他占領這個要塞,就一個營都能擋住十萬大軍,可是我們就輕易打下來了嗎?這其中有很多精彩的歷史片段,比如到敵人背后面偷襲,有一個叫“云貴川”的苗族小戰士用鉤子攀巖帶領迂回部隊攻上去的。面對“關非不險,路非不難”,我們的指揮員和戰士不僅斗志勇猛,而且智慧都用到家了。怎么就沒能用藝術形式表現一下,該搶眼球的的地方不會搶。

  再說對張國燾的評價,我看了很多回憶錄和網上的文章,我們不必要評價張國燾如何如何。我所關注的就是歷史是怎么演繹的,我想看到事件發生的歷史邏輯,從中我們找到其中的偶然和必然的聯系,以至于能夠真正了解歷史,正確看待歷史,并汲取科學思維的營養。

  我在幾年前就零零碎碎地看了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我們的歷史知識都是經過前人過濾再傳給我們的,很難找到一部真正反映史實的信史,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歷朝歷代的政權對歷史科學有太多負面的干預,什么是該寫的、什么是不該寫的,只由幾個人甚至是一個人說了算,可是歷史科學應該是以恢復史實為目標的。就像當年澤東去世時,在公布的照片上把“四人幫”站立的位置全都把人處理掉了,這不是尊重歷史。我年輕的時候就看出來,這不是科學態度。

  我看了網上一些文章,感覺其中的看法應該讓大家了解,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是共產黨人優良品質的表現。我在此借用整理給大家看看。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張國燾的資歷可以說是最老的,當然,、董和張都參加過一大,但、董二人只是作為地方黨的代表出席會議,而張則是代表黨的創建人陳獨秀,是會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張國燾1916年入北大,趕上了新文化運動,開始與陳獨秀、李大釗交往,真接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他是中共一大、四大、六大的中央委員,四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員,他與列寧、斯大林有過直接的會談,這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并不多見。從他個人的履歷來看,直到1931年他去鄂豫皖蘇區,他都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

  他的閱歷豐富極了,除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淵源外,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像五四運動、二七罷工、五卅運動、國民dang一大、北伐、南昌起義這些在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張國燾都作為重要角色參與其中,他對于這些事件的回憶也是有相當價值的。

  由于張氏長期擔任黨的高級領導人,使得他的描述有高屋見瓴的功效,站得高才能看得遠,這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關于蘇聯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影響,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余英時先生曾說過:在近代西方國家中,有二個國家對中國影響最大,一個是日本,另一個就是蘇聯。對這話我是很贊成的,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淵源甚深,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在當時蘇俄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自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受到這個國家的影響,這樣的影響直到1989年5月,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談之后才在形式上告一段落。

  從張國燾的回憶來看,蘇聯對中國的幫助偏重于政策指導和人員訓練。中國共產黨奉蘇俄為思想上、行動上的老師,蘇俄就此對中國共產黨給予指導則是天經地義的。張國燾在回憶中重點提到了威金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米夫幾個人。由于當時的交通、通訊的不便,使得蘇俄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革命的政策只占有理論上的優勢,而他們對中國的實際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讓莫斯科派駐中國的幾個代表人物相機行事了。

  在這幾個人物中,鮑羅廷的影響最大,因為他在中國期間,正值國共兩黨合作的蜜月期,中國共產黨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小黨,借國民dang的聲勢,與其合作來發展壯大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多少帶一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味道,就是說生怕得罪國民dang,于自身的發展不利。鮑羅廷的重要性在于,他強化了這一政策的合法性。

  jiang介石在1927年4月,對共產黨人實行鎮壓的時候,鮑羅廷和中共的領導人們也只是提出聯合國民dang的左派打擊jiang介石,從根本上還是希望維系國共合作的。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政策行不通,八一南昌起義就是對這一政策的反動。所以南昌起義的意義不僅在于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也代表著20年代蘇俄對中國政策的破產。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次會議在中蘇兩黨的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從這次會議開始,蘇聯對中共的幫助由偏重于政策指導到政策指導和人員訓練并重的局面,后來許多在中國共產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在這前后前往莫斯科受訓,除張國壽的回憶外,楊尚昆、武修權的回憶錄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在西安事變中,蘇聯對中共的影響是最富戲劇性的。張學良捉蔣后,中共上下(除周恩來之外)都是一片喊殺之聲,下面是張國燾在回憶中的有關記載:

  1、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么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后面,讓張楊去打頭陣”。

  2、(澤東在致張學良電報中說)“誠如來電所去,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3、這時朱德也進來,他打斷了的說話,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說明的大意是,現在是千鈞一發的時候,應當機立斷,用不著等候莫斯科指示,來一個先斬后奏。聽了朱德確的話,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并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里直說出來。

  可是莫斯科的指示到得也很快,大意是說蔣殺不得,要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這與我在中學甚至大學里學到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張氏當時作為中共最高決策成員之一,他的敘述大體是可信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蘇聯當時對這件事的見解確實要高過我們,同時也說明,任何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政黨都不是算命先生,能預測事情的發生和結果。他們固然要受到當時歷史環境的制約。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的智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張國燾最值得稱道的經歷是他參與領導在鄂豫皖蘇區和四川的紅四方面軍的軍事斗爭,同時由于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他與的爭執使他的名氣大噪,也為他告別政治舞臺埋下了伏筆。

  從張去蘇區的經歷來看,他注定不能在中共內部擔當一把手角色,這是因為更早地以工農武裝反抗國民dang統治,在井岡山上樹起一面紅旗,并運用他的毅力和智慧將這個運動持續下去。他的活動代表著中共必然的趨向,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不得不跟著他的調子走。所以在氣勢上就領先了;再者,1931年前后,由于國民dang的破壞,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不能立足,決定向蘇區轉移。這些中央要人的去向對日后中共的權力格局有重要影響。總的來說,去往江西蘇區的要人們日后大都擁有顯赫的政治地位,而派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蘇區的,除個別情況外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從張的回憶中我們看到,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項英、劉伯承等到江西蘇區;任弼時、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蘇區、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前往鄂豫皖蘇區;當然中共中央在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設分局,分別由張國燾和夏曦主持,政治地位是不低,但當時各蘇區之間聯系極為不便,哪個蘇區能和中央在一起,在地利和人和上當然會占有更大的優勢。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中,張氏縱有天大的本事就難有更難大的作為,更何況,論軍事斗爭,的能力決不在張之下,中央蘇區的失敗不能算在的頭上。

  張氏的回憶錄共有三冊,總的來說,前二冊的內容與中國共產黨公開出版的黨史大體可以相互印證,出入不大;但第三冊講張在蘇區和同的斗爭也是很富有爭議的。其中,張多有報怨之語,他在白雀園的肅反和長征途中命陳昌浩解決中央的密電最為中國共產黨詬病,但在第三冊中,關于白雀園肅反提得很少,而關于密電則只字未提,真相到底如何且不去管他。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四方面軍的實力大于一方面軍則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雙方后來都承認的。也正因為這一點,從江西來的中央領導對張還是相當謙讓的。這種力量強弱的表象也使張國燾有些飄飄然,但他并沒有認識到這些領導人潛在的能量。

  一、四方面軍分開后,張國燾率部南下、另立中央,事實證明,這是不對的,這是他的負氣之舉。他的聲望受到損害,也令四方面軍受到重創。1936年8、9月間,紅四方面軍在甘肅靖遠準備渡過黃河到河西走廊一帶,由于敵人的干擾,這只35000人的部隊只渡過去20000多人,徐向前和陳昌浩就在其中,而張國燾和朱德等人率領的10000多人卻不得渡,這些人后來輾轉到達陜北。

  西路軍歸于失敗,這是人所共知的。這對張國燾簡直就是致命的打擊,因為紅四方面軍是他的政治資本,而此時這個資本失掉一大半,他在黨內的地位就更是每況愈下了。我不禁設想,如果這35000人都渡過河去,那又會是什么樣子?只可惜歷史是從來不能假設的。

  張氏回憶的另一亮點是他對各色人物的評價。由于他與中共的關系甚深,他的接觸面又廣,他對這些交往的回顧使我們對中國近代史了解更為深刻。從他的回憶來看,他與中共幾乎所有的要人都有過深淺不同的交往。中國共產黨對張國燾當然是印象不好的,他們兩者之間可以說是一個對立面。但我們知道,如果對立面之間都說一個人好,那這個人的確就有值得稱道之處,最明顯的例子是徐向前同志。早年我就讀過他的回憶錄,也讀過他的部屬懷念他的文章,而張國燾自1931年3、4月間到達鄂豫皖蘇區之后,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與徐向前合作,他對徐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至此,我才會晤了闊別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黃埔一期的時候,并不是一個露鋒芒的人物,我們接觸不多,在我并無深刻的印象。這次重逢, 我們深談數次,我發覺他確實具備做這個蘇區游擊戰爭的領導者的條件。他的軍事見解切合實際,游擊戰的經驗豐富,指揮作戰極為負責任,對下屬則嚴謹謙和,不失大將風度。他對黨和蘇維埃極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嚴肅,沒有軍閥惡習。他和我討論政策和實際工作的問題,不像許繼盛那樣,任意批評鄺繼勛的領導之不當。

  西路軍失敗后,徐向前歷千辛萬苦返回延安,作為張國燾的主要合作者,他是有相當壓力的。但他憑借自己的作人原則和個人智慧在黨內斗爭中生存了下來,歷經、時代,以壽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還有王樹聲、蔡申熙、徐海東這些人,張國燾都有不錯的評價,而黨史中對這些人也是褒揚有加的。我覺得除了對之外,他對中共人物的評價大體是客觀的。

  歷史本是鮮活的,歷史人物也是鮮活的。我們在學習歷史的時候,當先存一個前提,不管歷史人物所從事的事業是多么崇高,但這些歷史人物都是人類當中的一份子,他們是人類,理應具備人類的基本特點,也就是說他們也有生老病死、也要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如果沒有這樣的前提,我們很有可能被歷史的概念托著走,而不能從歷史中學到有用的東西。這是在讀到書中關于蔡和森和向警予、劉少奇和何葆貞的關系時想到的。蔡向本是夫妻,但蔡是一書呆子,平時生活又邋遢,向受不了轉而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彭述之戀愛,這在黨內引起了不小的風波;劉何本也是夫妻,但廣州中,張太雷被害,他的太太王一知帶孩子來到上海,劉對他照顧有加,竟引起何之忌妒,閉門服毒藥自殺,后被救治過來、、、了解到這些事情,并不妨害對這些中共領導人的正面評價,這讓我們知道,干事業不僅要面臨外部的壓力,也要面臨生活瑣事的負面影響。這恐怕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共同而面的一個難題。

  張國燾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了延安,選擇離開他的戰友和他的事業,是耶?非耶?他這一走,當然不能再享受由中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所帶來的榮耀;他不能身居高位,頤指氣使;也不能指揮千軍萬馬,東征西討;可是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紅四方面軍最高統帥、澤東最有實力的競爭者,誰能保證這樣一個人能夠躲過建國后黨內殘酷的權力斗爭,張國燾失掉了虛幻的浮華,但得到是平靜的晚年生活,他在海外活到了八十多歲高齡,見證了中共及中國的發展軌跡,他作了一個清閑的旁觀者,相比于劉少奇、周恩來這些當年與他并肩戰斗的戰友來說,他的命運不能算是最糟的。

  當然我看文章從來都不帶有色眼鏡,張國燾的回憶錄也不是都是真實的歷史,他的境遇和心里的活動不會往自己身上潑臟。狡辯、貼金都是常人之慣習。長征中的歷史事實也教育了澤東,任何執政黨,永遠不要忘了:黨永遠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日本侵華和國民dang的fu敗無能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歷史機遇!我還可以說,如果孫中山不死,如果廖仲愷不被暗殺,如果jiang介石不發動政變,中國早解放二十年,一個兩黨執政的局面一定會帶給中國。更要記住:jiang介石再壞、再王八蛋,他有一個偉大功績:再次統一了中國!這是我Stan說的。而如今我們還沒有統一,今天的中國,你要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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